mtytm的博客

2001年六月夏天的一个午后，在医院工作的妻来电话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并叮嘱我听了以后不要激动（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事可激动的）。眼前的事情我认为重要的无非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儿在英国在华的某公司做试用工，面临公司与她签订合同正式聘用，于是我对妻说：“是不是公司与女儿签聘用合同了？”妻在电话里笑着说：“比这事大得多，你听了千万不要激动。南京一个不肯透露姓名女士打电话来说你在澳大利亚的堂兄在找你，这位女士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你，你激动吗？”听了这消息，我并没有激动，而是大脑突然变成了空白，没了反映。“你说话呀？听见了没有？你怎么了？”妻在电话的那一边催问着。大脑渡过了数十秒钟的“休眠”又开始了正常的思维，我问道：“谁的堂兄？我们家从来没有生活在澳洲的亲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位女士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我跟你讲现在社会上什么怪事都有，当心是骗局，她怎么不通过电话找我而给你打电话？她怎么知道你的名字和电话，你讲清楚。”妻说：“开始我听了这个电话也觉得奇怪，她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后来她核对了你的名字，一个字也不差，又说具体情况等一会儿一位姓张的先生会跟我联系，我反复问她是谁，她就是不肯说，只是说她就愿意帮人做好事，然后就把电话挂了。过了一会儿南京一位姓张的先生又打来了电话，问了你的名字，留下了他家电话号码，你记一下，他让你晚上和他联系，别忘了，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张昌华。”

接听了妻的这个电话后整整一个下午我的心情犹如翻江倒海，大脑中被疑团充塞着，理不出头绪。反复出现“堂兄”、“澳大利亚”、“南京”以及不知姓名那位女士还有南京的那位张昌华先生。呆坐在办公室里，

一九七八年初，我刚刚探亲假结束从天津回到赵光。这时的赵光已经没有了兵团时期的辉煌，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撤销了，又回到国营农场的体制。一下火车，脚还没踏稳赵光大地，接站的“七团”俱乐部主任周之寅和同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北京知青王平增、徐满存一边帮拎着旅行袋一边大声地说：“你还不着急，整个赵光大地都沸腾了。”我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周主任说：“现在都在办病退了，你现在得赶紧把病退的资料准备齐全，把病退的事情抓紧办，别的事都先放一放吧。”。 “大病退”大潮涌来得如此么猛烈，就连周主任、一个宣传股的基层领导也“鼓动”知青们办理“病退”了。好友王平竲和满存非常关心地问道：“你办病退的病退表有没有，现在团里病退表早就发光了，黑市上有人卖病退表，一张30元。”30元！那可是当年几乎我们一个月的工资，终于看到什么是发“国难财”了。谢谢平增和满存的关心，我早在1977年恢复高考伊始就向军务股的小吕参谋讨了张病退表，算是“先见之明”？不然，那时节北京知青已经在大办“病退”了，俺只不过料想将来难免俺也得走这条路罢了，做个初级准备罢了，呵呵。

说到当年办理“病退”，当时知青们最着急的事情有三：一是要有一张正规的病退表；二是要有较为齐全的“病历”；三是场部（此时已经是赵光农场了）的军务股（人事部门）尽快批示后以机要文件形式通过邮局寄自己所在城市的街道“知青办”。

对于那年月基本没到过当时的团医院看过病知青们请医生们补病历、病史是唯一的办法。但是所谓病历资料中最有权威性的就是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团  卫生队》公章的小病历诊断书（一张64开的小纸片

返城，这一事件，仅仅以在“上山下乡”的年月里，笔者曾经工作、生活在北大荒黑土地所看到的一些事来表述，没有全面性，也难免在表述过程中不有差池，如有不实之处敬请惠正。

我的校友丛浩然的一篇当年知青病退的文章细读后，当年的苦辣酸甜又浮现出来。

说到病退，最早起于1969年。当时的病退政策源于“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一些学生（还是称知青吧，这这称呼似来得更贴切。）的的确确因为身体的状况根本不能适应边疆、农村艰苦繁重的劳作。但是轰轰烈烈“上山下乡”、“一片红”推涌之下，也被迫上山下乡了。

这些知青的上山下乡无论是给家庭，还是接受这些知青的所在地，以及本人都造成不应有的压力和实际困难。所幸的是国家政府尚能及时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对那些确因身体原因不能在边疆农村从事繁重艰苦的农业劳作的知青，在经过体检核实后，给予办理了病退返城。

既然有了“病退”的政策，那么又对于一些确因家庭状况如父母身体不佳、多子女上山下乡、身边无子女照顾、父母年事已高又是独生子女的知青以“特困”为由给这些知青办理了“特困”返城，体现了“上山下乡”政策还不失人性化的一面。再接其后的是当时一些高级干部被“解放”“结合”（注：指“文革”期间被“打倒”后，在196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的“革委会”成立之初又重新被起用的干部。），他们的子女因“落实政策”办理了回城，这些人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仅仅是极少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能够“落实政策”。

“病退”、“特困”、“落实政策”在当时是极令人羡慕，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最广大的知青群体仍然在他们“上山下乡”的所在地

儿时正逢新中国成立，

家境还比较贫寒。

我呀常常在梦中期盼，

期盼着父亲能买个玩具给我玩。

刚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期盼，

期盼着能加入少先队，

这期盼呀终于实现，

“六一节”红领巾飘在我胸前。

上初中的时候正逢遭灾三年，

天天忍饥的我呀，

和大家有着一样期盼，

期盼着吃上一顿饱饭。

上高中的我也有个期盼，

期盼着能考上大学，

谁知一场“大革命”，

期盼沉寂在无底深渊。

没了期盼的我和我们，

去了黑龙江屯垦戍边，

眼望着万顷农田，

黑土地度过了青春的十年。

黑土地生活着的我和我们又有了期盼，

春天播下麦种期盼着发芽，

秋天面对无边的金色麦海，

期盼着又是个丰收年。

冬季来了有个甜美的期盼，

买好南下的车票，

准备好一些土特产，

期盼着和父母过个团圆年。

终于有一天圆了大家的期盼，

一纸文件让我返城回迁，

高兴的几天未眠，

离别时却没有和黑土地道一声：再见。

返城后的我呀又多了几个期盼，

期盼着赶紧有个工作，

期盼着成家、生子和“充电”（注），

皆因已经到了“而立”年。

时间一晃四十年，

外孙嘟嘟在三亚铂尔曼酒店的泳池中戏水，小家伙非常兴奋。此录影片是当时的纪录。

2011年3月2日，陪同女儿一家三口到海南三亚小憩，外孙嘟嘟到了亚龙湾海滩，虽然还不到两岁，但嘟嘟对海滩已是恋恋不舍。在蜈支洲去观日岩的山路上小家伙兴致勃勃，执意自己爬山路。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腊月里一个寒冬的夜晚，这天俱乐部晚上没有上映电影，所以从团部大楼、政治处办公楼到俱乐部这一片地区静悄悄的。零下二十度的低温伴着刺骨的寒风，路上几乎没有人影。人们把炉子烧得汪汪的，围着炉火，聊天玩扑克，这是当时那个年代业余生活中唯一的娱乐了。

那个年月，反修很厉害，所以前苏联的对华广播也很嚣张，莫斯科广播电台和红旗广播电台播放大量的反华文章，而且电台的频段紧贴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频率，容易发生串台，如果串台播出那可是重大政治事故。作为机务员的我照例在俱乐部二楼广播站的机务室里一边看着准备制作的播音控制台的电路图纸，一边等着待播音结束，为的是万一将要发生串台时能够及时解决。晚上八点钟播音室里开始转播黑龙江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音员们也能够暂时歇一歇，放松一下一整天紧张劳累大脑和身体。

突然我听到广播站的最外面的大门有人在轻轻地敲。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谁还来广播站，难道是政治处的首长检查工作？首长查工作多半是在上午呀。难道还有在这么寒冷的夜里访友？我开了机务室的门问道：“找谁？有什么事？”，“叔，外面大喇叭不响了。”一个非常稚嫩的声音。我打开了大门，只见一个低矮的小男孩儿，也就七八岁的样子，身上包裹着破旧而且不是很合体的棉衣，黑暗中隐约看到他由于寒冷身体冻得发抖。我说：“哪个大喇叭不响了，明天一早我就去修，谢谢你，小嘎儿（东北对儿童的称呼）。” “叔啊，待会儿就到小说儿了，大喇叭不响，今天就听不着了，求求叔把喇叭修响了，我们大家伙儿谢谢叔啦。”他说的是晚上八点半后小说连续播讲节目。 “哪个大喇叭不响了？” “就是俱乐部下边旯的大喇叭。”他说的是政治处小楼西墙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我向窗外望去，只见电线杆下面还有四五个和他年岁差不多的孩子。

时光终于磨到了今天，知青的话题终于变得不再是敏感的话题了，知青的跨省市的聚会也终于不再是曾经令人颇为“担心”和“警惕”的聚会活动。原因嘛，不外乎知青们绝大多数已经退休在家或者是即将退休了，他们到了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人到了这个年龄段多半是回顾往事，居家照看着下一代，享受着天伦之乐。四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说是短暂。

知青们的四十年，太多的经历是没有上山下乡过的人不能理解和感知。人们常常惊讶知青们到了一起那种常人没有的火热的知青情感和永恒不灭的知青友谊。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终将使那些“革命小将”送到了农村，送到了边疆，开始从事农耕劳作。年龄小的刚刚十六岁，最大了也不过二十一、二岁。他们是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中学生，严格地讲有不少的还只是刚刚完成了小学教育。然而，正是这些学生离开了长年生活熟悉了的大城市，奔赴农村、山林、边疆农场，开是了他们从未熟悉的农业劳作，一做十年之久，既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十年，青春的大好年华，不管是你情愿还是不情愿，那个年代你必须在走这条路。

我们不必再去考察“上山下乡”这个“伟大的运动”的原委或是正确与否，毕竟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如今知青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这是一个既严肃又复杂的问题，没有谁能够最为准确地把这个问题定位。但是无可否认的关键一点，那就是知青群体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总是关键时刻为国家承担了最为沉重的担负。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发生的“上山下乡”这个“伟大的运动”从它的一开始就有失公允。所以这样讲是有原委的。“上山下乡”，作为运动，当时被称为“最光荣”的道路，

然而，为

日前，与友人说话儿，想了想还是把这说话儿写出来吧。题为《说》

俺这人，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主儿。穷的叮当响，也不妒忌人家发财有钱；身居底层吧，也不羡慕人家得志做高官。工作那年月，力求再简单的事由也得干好，凭良心得对得起人家给俺的工钱。想受贿吧，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没人往里扔钱。想做个劫道儿的，可惜身板儿太单。想作个偷儿吧，师傅说俺手笨，不愿当教练。还是老老实实做个人吧。

俺这人忒笨，胆儿又小，可是不敢乱说。“说”那可有种种的“说”道儿，“说”政见，先摸一摸自己的项子，这年月日子过得够好的了，别整天届瞎说管不住个人的嘴；“说”拙见，先看一看听“说”的主儿，别瞎跟着“复议”，老是重复着听主儿的话，弄得跟个应屁虫似的，嘚不了半天跟没说一样；“说”抱怨，说不定人家以为俺是神经有病；“说”情话，男人说多半是在骗人，女人说多半还没睡醒；“说”牢骚，得，小命儿离到站差不多了，不是有句“牢骚太盛防肠断”吗；那还有“说”废话呢，那不都是俺上边说的吗。

您甭说俺笨，那您可是说错了，俺不是笨，是忒笨，前边儿俺个人已经先说了，好歹算是俺还算是认识这么俩字儿，瞎诌白咧地说上这么几句讨人嫌的话儿，俺自己都不知道通不通顺。         12-15-2009

外国“古典”音乐，高雅艺术

你不相信吗？譬如，匈牙利人李斯特的“一生”就是1 、7 、3 三个音符翻来覆去，被不同的乐器以不同的所谓“节奏”、“和声”，还有用“他们”的话讲“织体”，不厌其烦地复杂化后，让你听了之后（最好在听的时候有所谓的“音乐家”讲解）很有一些感受，在此之后还能说你不懂“古典音乐”吗？喜欢听，觉得好听，觉得哪怕是一点点地引起你的共鸣，使你有了内心的感触，不用管是为了什么和什么原因。别理睬他们说：“你不懂。”说白了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结果和自命不凡在作祟。

据说音乐结构形式，大体涉及到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时间方面，不管音乐的长短，哪怕只有几个乐句，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来展现，也就是音乐在时间展现的形式被他们称之为“曲式”。那么空间方面呢，音乐这玩意只能够过听觉器官来感受，纯属听觉的，即便通过眼睛的观看乐谱，在经过大脑指挥控制您的四肢操弄乐器或是喉咙里声带颤动发声，但是受者还是耳朵听，总不能用肚皮听吧（孕妇的胎教除外）。您能在乐曲中听到所谓的层次啦，不同乐器的印象表现来，为之而产生的所谓共鸣或者激动啦等等等等，这种声响的空间表现结构形式，被他们称之为“织体”。（咱是外行，瞎说，您最好听“音乐专家”的。）

        所谓的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被说得神乎其神，似乎只有“他们”才是懂音乐的人（没人买账一天都活不了），骄横不可一世，自命不凡，自命或者被名为“高雅艺术”云云，审其家道也不逃过是一般人甚至下等人出身罢了。

人难以自我解脱，总是被琐碎的事情困扰。其实只要跳出自我的思维，也不要听他人如同喝凉水一样的劝说之辞，静下心来，把自己身上烦心的事，放下来，当成他人的事来看，你会觉得这些事情与你都不以为然了，好像也变得都是不成为事情的事了。那么，还有什么不能放下，不能能丢弃？不是有那么一句话：耶和华在山上，上帝安排的......。

当今的世人在如此嘈杂的社会中，心已经浮躁的像在烈日下的蝉在不停地鸣叫，整日为了那永远不能满足的私欲而在狂烈地跳着为了表现自我的“舞蹈”，人与人之间似乎都是为了什么才会交往。

能够脱俗吗？其实并不难！人要大度，要有爱兄弟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仁爱、修养、公德和公益心，再加上随意一些，平静，耐得寂寞。